彭玉平 | 壬寅六记

本期含“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鲁迅研究”“宋史研究”“经典与解释”“新时代的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等专题专栏，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20 篇。

学术研究的基本宗旨在求真，而求真之法，实有多端。昔周光午曾有专文追忆受教王国维之经历，并记师训说：“先生尝谓考古之事，于古代材料，细大均不可放过。忽略其细处，则大处每不得通。此同一材料，而有所发明，有所食古不化者。又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要之，牛溲马勃，皆足珍奇。只视材料之如何安置，自足绎其条理，以窥见古代之真面目矣。”这让我想起梁启超挽王国维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之语。这个“通方知类”也就是梁启超语境中的“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的意思。今读观堂之著述，往往由校勘、批点而成文，再汇诸文而成一学，这便是从小到大的学术功夫。先有“小”的踏实与细致，才有后来“大”的稳健与宏阔。本期邱捷教授的访谈，题目便是《识小必须见大，平实不可平庸》，可谓直接学术之真义。邱捷教授的第一学历是高中，1978 年以“同等学力”的身份考入中山大学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在邱捷教授身上，意义却非同寻常。以此也略可知，“学历”该遮蔽和耽搁了多少“豪杰之士”。他硕士毕业留校后，深耕近代中国商人研究、孙中山研究、近代广东社会研究、晚清政治制度研究等诸多领域，成就斐然，多种著述驰誉学林。其中《近代中国民间武器》一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没有一种特别的好奇心、特殊的阅读经历和过人的眼界，这样的论题就可能一直被“珍藏”而无法彰显于当世了。近十多年，邱先生更是沉潜在《杜凤治日记》之中，出版了《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从一个普通清代州县官的日记窥测清朝的州县制度、清代司法和清代官员生活史，这便是由小见大的典范。邱先生说：“做前人没有写过的‘小’题目，也不一定能够创新，必须有‘大’的学术关怀，才可以做好‘小’题目。”这是一个真学者的真感悟，然非知之难，而能之难也。

▲邱捷教授

▲《近代中国民间武器》和《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书影

“宗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义所在。刘勰所谓“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即揭示了六经对文学思想与艺术的全面影响。先秦虽有“六经”之名，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独缺《乐经》一种，以是《乐经》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渐行渐远。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 年），王莽奏立《乐经》，《乐经》遂再度受到关注，成为汉代一时期儒学教学的基本内容之一，但东汉时《乐经》复被朝廷废弃，今人论及《乐经》聚讼纷纭的原因大率在此。王齐洲专文探讨王莽奏立《乐经》的基本史实，或可补经学研究于此久为薄弱之一环，推进“六经”在古典文化传统中的整体意义。

▲郑玄注《周礼》

在现代社会，鲁迅是一个深入并影响到社会各阶层的灵魂人物。特别是他的杂文和小说曾经是民众最为常见的案头之物，他的思想被引为时代经典，他塑造的人物更是成为国民的部分范式和类型，精神的鲁迅因此是不死的、永恒的。2021 年是鲁迅诞辰140 周年，本期刊载一组文章，对鲁迅的思想及其主要载体杂文的“异质性”等进行深入探讨，以纪念这位令人久敬不衰的民族之魂。鲁迅在已有认知中强烈的批判精神，容易遮蔽其复杂的思想来源。谭桂林别出蹊径，就鲁迅曾抄写《出三藏记集》和《法显传》之事，梳理其抄写背景、思想意图和文本意义，旨在揭示这两部佛经对其精神人格、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这是由新的问题带来的新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鲁迅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鲁迅身经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其中年以后对国民性的反思其实也带着早期章太炎的影响。从历史角度来探讨鲁迅思想的生成问题，显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具有历史感和纵深感的厚实之论。王小惠文章的意义也主要在此。

▲鲁迅偈语条幅

宋史研究一向是历史研究的主域，这多少根源于现代社会与宋代社会在精神上的遥相呼应，令人读宋如读当世，似乎可以最大程度地消解时空的隔阂，自如地往返于宋代与当下之间，而了无挂碍。本期特邀曹家齐主持，就《全公墓志》、宋代环卫官的演变与发展、从朱子《家礼》到日用类书和司马光“乐中公案”书信等系列问题展开专题研究。这一组文章探究的多是具体问题，也多是采用考论结合的方法。虽然当代学术方法之论日见其繁，但只要结论能通向事实，并由基本事实引出值得信任之思考，方法的意义便终究是第二位。换言之，作为兼有史料学和思想史意义的历史研究，无论方法如何出新变化，考论结合注定是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

▲司马光《传家集》

经典虽多不刊之鸿教，但如果失去了解释，或者解释失去了方向，被接受的经典意义便不免大受影响，这是经典解释学在最近20 年成为备受关注的哲学领域的重要原因所在。陈少明在本刊主持“经典与解释”专栏多年，影响日深。本期三篇文章，尤堪注意的是《隐没与显扬：经学与哲学视角下的“经典性”》《从朱子与陆象山的字号看儒禅之代兴——经典世界中如何察名》二文。前文绾合经学与哲学两端，其实重点在探究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与经学之关系，或者说经典制造与经典重塑便大体构成了中国早期思想的两大动脉。此文既扎根基础文献，又立意高远，是一篇启人深思的文章。后文则开口小而探幽远，从朱熹与陆九渊的字号切入宋代儒禅杂糅的时代思想特征，为经典世界的察名法提供了一个切实的例证。大凡为文高低可分数境：大题大作为第一等，小题大作为第二等，小题小作为第三等，大题小作为第四等。

▲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

新时代新理念带来新发展，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当下社会的主要趋势，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一体化等便是重要体现，但相应的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治理、对外开放、改革创新等协调联动诸问题也不断呈现出来。如何既重视发展又及时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就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本期邀请毛艳华主持“新时代的中心城市与城市群”专题，便试图围绕新时代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效应的机制及其实现路径、协同推进城市群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从消费中心城市看大城市等问题展开研究，角度容有不同，但指向明确。这一组文章，虽然学术，却也关乎众生，贴近生活，因此也可从逸出学术的角度来读来思。

▲卫星夜景图

新的一年，万象更新。而学术的轨道则始终是平稳而有序的，我相信这才是学术的常道，由学术之常道，才能导向令人放心的学术。

本期含“名家特稿”“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词学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高水平的对外投资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等专题专栏，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17篇。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局外人》，自20世纪中叶问世以来，就成为一种被持续关注的对象。作为一部被认为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小说，在最初的关注者中，法国哲学家的声音是洪亮的，萨特、罗兰·巴特等都曾不吝赞美，几乎创造了问世即经典的传奇，后来也果然高居《世界报》主持发起投票产生的100本“20世纪最好的书”排行榜的第一名。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篇五六万字的中篇小说传入中国后，引发的震动同样是巨大的，据说至今仅中文译本就多达55种。作为经典的《局外人》，深刻反映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备受称誉是一种当然。但以“荒谬”为核心，以“局外人”为视角，来描写人与世界彼此荒诞而无力的悖离与隔膜，所涉的死亡、宇宙自然、仪式、宗教、爱、正义和承诺等主题，显然具有特别的张力。这种张力，也必然意味着主题的悖反和思想的纵深，这同样给后人以批判性思考的空间。朱国华沉潜在其学术史中有年，又以一年半的时间，从文本形式、荒谬主题解读以及另类社会哲学视角，重新审视文本和学术史。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学术史底蕴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在董理、组织和辨析海量文献并赋予新意的同时，自己也极具气势地走进了学术史。

▲《局外人》书影

审计学是一个看似与许多人关系不大，其实在学科学术之外，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学科。198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成立，1985年中山大学便在国内高校最早设立审计专业，并开始招收本科生。可以说，中山大学在国内审计学学科建设中先着一鞭。从1984年开始，审计署便委托中山大学代培审计人才。如今审计专业在许多综合性大学和财经类大学中已经发展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科，而追溯其源，中山大学的学科地位具有当然的开创性和范式意义。“审计”，从一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陌生的词，到逐渐发展为中国高校的一个学科，李学柔先生厥功至伟，是一个人与一个学科关系的典型。他主持编写的《世界主要国家审计》《国际审计》和《社会审计》等教材驰誉一时，尤其是《社会审计》一书，既是审计署确立的专业教材，又是原国家教委“九五”国家重点教材。李学柔先生的学科地位因此而非常坚实。他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至今已经75年，也是中山大学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和积极参与者。“学”而至“柔”，其实在学科意义上堪称“以柔弱胜刚强”的境界了。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学柔教授

本刊对于文史研究考论结合的文章特加重视，盖有扎实可信的“考”，方能带出通透明晰的“论”。本期词学研究专栏四文便大体以实证为主，兼及义理。没有传说中的李师师，要把周邦彦“风流词客”的形象坐实，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检宋笔记、元传记、明杂剧以及水浒故事等，周邦彦、宋徽宗与李师师三人之间的迷离情事，在不断的文体创造中逐渐定型。而其中《少年游》一词之带有说部色彩的本事便成为其中的核心。文学总是与历史共生互动，当然在这种共生互动之中，文学与历史的彼此妥协与精诚合作也就成为一种常态。马莎关于此的个案研究，确实也因此带有一定的普适意义。朱祖谋为晚清民国词坛之祭酒，而其编纂的《宋词三百首》则是选本之经典。如果说《彊村语业》是朱祖谋之创作实绩的话，《宋词三百首》就是其理论眼力的集中体现。晚清民国的宗南宋词风以及衍生出来的“重拙大”审美观念风行已久，其实不遑说单一的师法必然带来弊端，即便是一人之前后，也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变化。如何看待《宋词三百首》兼重“体格”和“神致”，及其与《彊村语业》融吴文英、苏轼与辛弃疾为一体的创作风尚之间的关系？便是邓妙慈一文的用力所在。一个引领晚清民国词学主流的人，如何在传承和悖离之间，在前后之间，发生这样的变化，确实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宋词三百首》书影

文无第一，应该是为公众广泛接受的一种说法。不过，在文无第一的语境中，“第一”往往意味着最高和唯一之意，慎言第一是必要的。但在对一种文体或文类溯源时，这个“第一”，就不可忽视，这也是文学史书写追求“起点”的基本要求。只是从时间刻度言第一，还是从文体确立和影响言第一，彼此就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因为要确定两者合一的“第一”并非易事，有时甚至成为一种不可能。即如“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这一话题，百年的争论便未曾稍息，寻其根源，关键是对这一问题逻辑基点的认知还不统一。本期以此为专题的三篇文章，本身就是一场对话。鲁迅的《狂人日记》、刘衡哲的《一日》、刘韵琴的《大公子》与李劼人的《游园会》等，谁能在两种义理合一上堪当白话小说的第一篇？自然也是各持立场。一场对话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对话能推动问题的解决，这是可以肯定的。由李怡主持，刘勇、赵静与李杨三位学者参与的讨论，想来会引发一定的关注。

法国路易十四时代（1661—1715）还大体停留在农业社会，这与中国清朝初年承晚明商业发达而带来的经济社会特征形成了一定的对比。据说这一时期法国收获的谷物足够一国民众之用，但在其中八个年份却出现了异常的高谷价现象，这种不同寻常的价格风波直接导致了国民饥荒的爆发和死亡率的剧增。其中体制的缺失和对市场的人为操控起了关键的作用。周立红对此的探讨颇为细致。静寂主义作为基督教的一种灵修方式，曾在17世纪末的法国广为流行，在冥想中让虚空的自己与上帝合一，便是其基本信念。追寻其义，或与道家“虚静”“坐忘”“返虚入浑”的思想有一定的不谋而合之处。但静寂主义的原始本末，自来尚有诸多不够通显之处，陈喆通过时人信函和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勾勒其原始要终及其起因，对于深入了解其时政教两界上层人物之间的人际和利益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康德不仅是德国哲学的永恒话题，也是世界哲学持续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期刊发两篇康德专论。李伟关注的是康德在1762年前后，其哲学思想从追求确然性的知识到穷究知识的确然性的反转，而反转的动因和标志便是1762年12月完成的《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之原则的明晰性研究》一文。康德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不断的批判中，从沉潜中跃升，跃升后再沉潜，而终极指向则是明确形而上学确然性的独特内涵和根据。刘作则专研康德的“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之精义，在辨析译文的异议中，其实希望能到达的是康德真正的道德境界图。哲学家往往能点燃人们的思想之火，而如何为这不灭的思想之火奠定不竭的思想能源，哲学家一生辛劳，念兹在兹。向从人间烟火中擢升起伟大的思想之光的哲学家致敬！

▲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

本期邀请黄新飞主持“高水平的对外投资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专题，这是对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回应。中国经济已经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在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中擦亮“中国”二字，不仅关乎中国的现在，更关乎中国的未来。而现在与未来的中国，更关乎世界的长续发展。

往常的烟花三月，蓬蓬远春，一切的气象都氤氲着迷人的芬芳。近日南粤，则又冷又雨，偶检《倦月楼词》，有《临江仙》一首，本事不记，邻韵相借，略合一时之心情。因录如下：

春雨连绵心事锁，对窗懒卷帘栊。芳菲次第付深衷。笙歌隐约，都入眼前风。

记得庭前青草遍，曾经步履匆匆。山前山后与君同。酒阑人去，惟有旧音容。

本期含“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笔谈）”“名家特稿”“中国文体学研究”“个体活动与消费质量”等专题专栏，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21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既有丰富可信的实践基础，也有深刻高远的理论思考，为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本刊特邀林进平、李辉、沈成飞、谭安奎和王曦五位学者结合各自的专业领域畅谈学习体会和思考。其中既有对决议文本的深入阐发，也有在决议精神指导下对新时期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发展的考量，制度演进与整全性视野则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点。

本期“名家特稿”推出桑兵《孙中山对“共和”的迎与拒》一文。从历史形态而言，“共和”一词意义繁复多变。辛亥革命后，共和是与封建帝制相对的概念，一度深入人心，也激发了民众对共和政权的热切期望。桑兵从“共和”一词的发展演变，考察孙中山对此的态度变化。孙中山从早期的不使用“共和”一词，到对美国代议制民主持保留态度，再到明确共和的民主立宪属性，这一过程，体现了孙中山对理想政治形态的终极追求。在民国初年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孙中山努力探索一种既能体现最广大民众意愿，又能切合当时国情的建立新政权之道。博采众长而去其可能的弊端，这是孙中山对民国政权体制反复考量的原因所在。桑兵研究民国的制度与学术有年，成就斐然。此文从孙中山与民国政治体制的关系着眼，体现了桑兵一贯扎实而丰赡、冷峻而精准的学术风格。

▲孙中山先生（1866—1925）

“中国文体学研究”专栏在本刊连续刊出已有十多年，影响日深。本期推出有关上古文体趋同、汉代上寿文、上党古赛写卷“前行赞词”与传体文四篇文章，时间从上古到近代，纵跨了在“现代”之前中国文学的若干文体源流。文体首先是文化的载体，其次才是文学的体式，所以早期文体虽也各有特征，但彼此的渗透乃是常态。在离合之间，文体从流动中定型，又从定型中不断拓展，这大致是文学有定体而无定体理论的深层原因所在。其实不光上古文体有趋同的特征，即后世文体也大致如此，如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词为曲，文体之间的吸纳与反哺从来就是生生不息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文体不只是文学的事，更是文化的事。文体是文学的主干，也是文学的血脉。

出版物的外审至今也基本成为一种制度，但以一篇审查报告而成为学术名篇的现象却十分罕见。这除了与审查者的态度有关，更与审查者的学术胸襟和学术水平密切相关。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的《审查报告》，便因此而具有了一种范式意义。或许臻至陈寅恪的境界是艰难的，但至少我们知道方向在哪里。陈寅恪的《审查报告》以及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敦煌劫余录》等所撰序，在评述具体著作的同时，对当时的学风、文风以及学术研究应有之观念和方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就是他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提出的“示人以轨则”。这是陈寅恪学术研究的现身说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陈寅恪的《审查报告》不仅具有一时期的意义，也具有恒久之价值。

▲1931年版《中国哲学史》，书中附陈寅恪《审查报告》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上重要的两个亚洲国家，他们地域相邻，文化互参，对亚洲甚至世界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地缘意义。同时也因为中印邻邦的关系，而存在着由历史问题带来的种种冲突。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便成为前苏联、美国和英国争夺冷战利益的重要国家。作为主要武力支撑的军机是印度政府迫切需要的，前苏联与美、英等国都希望借为印度提供“空中保护伞”的机会，扩张自己在印度以及南亚的影响力。但因为这种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上的支援，不可避免地带来彼此的分歧。温强《肯尼迪政府时期美英对印“空中保护伞”述论》一文对此有详细的分析。

仁学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与礼义之道密切相关。复兴周礼、正己正人、普施民众，则是孔子的仁学理想所在。在面向历史人物、门人弟子时，孔子仁学包涵着同中有异的解释空间，所以孔子“许人以仁”需要精准地界定其内涵。“杀身成仁”是《论语》中广为人知的一个成语，但字面的意思往往会导致理解的简单化，并因此遮蔽了内里更深沉更复杂的内涵。不是所有的“杀身”皆能成仁，只有将礼义之道奉为终身推行之使命，并在生命与道义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杀身成仁”才具备丰足的意义。在一生之仁面前，一时之仁的意义其实相当苍白。由此也可看出，孔子仁学的终极指向是神圣的，以此而化育出的人文精神才可能是纯粹的。经典之所以成为永恒的话题，就在于阐释的空间也是巨大的。

▲孔子讲学图

或许正因为孔子思想的宏阔特性，也导致后来孟子、荀子的相关思想在传承的同时，时时显露出异质。作为儒家法哲学的开创者，孔子强调面向内心的德性修为，以此提升生命境界。孟子堪称孔子思想的传承者，立足人之善性，进一步推进了儒家法哲学的完善，“孔孟之道”也因此具备内在一致性，大体成为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到了荀子，则异端大张，一变孔孟向内求索修为之路，以人之恶性为底蕴，主张向外求善，以外在的礼法约束自己，追求真理的意义，并与孔孟一样希望臻至文化一元主义和君主集权。但三人的路径实有根本之不同，故儒家思想的正统和异端都同样值得关注。龙涌霖与任强的文章彼此对勘，或许可以带出不同的认识意义。

近来俄乌战争广受世界瞩目，评价一场战争，是非的意义远在胜负的意义之上。由当下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带来的国际难民问题已经呈现，国际难民的身份问题、跨境问题与认同问题便是需要清晰厘定并妥善处置的。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越边境的对峙日趋紧张，并最终导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进行。战争的过程暂且不说，战争导致的部分后果便是众多越南归难侨在战火以及越南的排华风波中纷纷回国，并散入广泛分布的国内华侨农场。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份的重新赋予以及越南归难侨的观念生成和整合认同，这一过程当然是在动态中有发展有调整，并最终导向多重身份的融合认同。黎相宜一文所论即在此。

当代社会的多元发展带来了消费活动和消费观念的多元变化。消费对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促进消费”，即是以当前经济社会的新变特征为背景的。本期推出的“个体活动与消费质量”专题文章，就超时工作与居民家庭消费、创业活动与促进消费增长的关系、退休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结构差异与机制等问题展开讨论，要在探索消费活动的促进因素与实现路径。每个消费者都在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学的研究，消费者的自我价值认知似乎也到了需要重新调整的时候了。

▲国家图书馆藏宋刊《南海集》书影

当然，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众消费的程度和方式。我想起了曾广为古代南北文人文化消费的广州越王台。两千多年来，广州其实一直是一个诗性馥郁的城市。江西的杨万里在宋孝宗时任广东提举常平茶盐、提点刑狱，足迹遍及广东各地。他有一本诗集《南海集》专写广东大地，其中好多首便是写的广州，如《三月晦日游越王台》：

榕树梢头访古台，下看碧海一琼杯。

越王歌舞春风处，今日春风独自来。

越王台是唐宋诗人来广州必须打卡的地方，这首诗歌的好，几乎不需要解释。我想起我也写过一首竹枝词《越王台》：

也曾荒草没尘埃，也有兵戈掠几回。

如削莲花山上石，铸成千古越王台。

我在展示了杨万里写越王台的诗歌之后，还敢把自己写的同题诗附骥于后，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但我想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实力进行经济消费的话，文化消费至少是可以想象的。

本期含“名家特稿”等专题专栏，刊文凡17篇。

异邦宗教的文本输入与中国本土文化有机受容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从晚明到清中叶，有关天主教《圣经》的传译，从节译、编译到尝试全译，就构成了传教士持续不断的努力方向。清代中叶，法国耶稣会士贺清泰就是其中颇为突出的一位。贺清泰的汉文版与满文版《圣经》译本及其抄本至今散藏各地，通观为难。香港大学宋刚教授沉潜多年，广为搜罗各本，在厘清诸本源流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汉文与满文两种《圣经》版本的关系，勾勒出清代天主教士具有开拓性的译经活动轨迹，为进一步研究中外文化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贺清泰译《古新圣经残稿》书影

中国疆域阔大，民族众多，东西与南北的文化各有异趣。关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东西之异，似尚未引起文化研究者更深广的注意，但关于南北文化的不同，则以王国维、刘师培等人持说最有影响。而以朝代而言，元代在南北文化融合中则呈现出更多更充分的异质合流趋势。但文化交融从来是需要一个稍显缓慢的过程，若元代社会与文化的交融便经历了四次南北融合才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新质。这种文化新质不仅支撑着整个元代，而且对元代文学大一统的格局以及文学新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元代以后虽然也代有新变，但元代文化的影响仍顽强地渗透到此后明清两朝的文化建设之中。邱江宁文章的立足点和深入点皆在于此。

 “女权”是新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在封建社会消亡后被彻底唤醒的一种性别意识和性别精神。女权可以是国家和民族意义上的，也可以从女性的性别本能意义上进行理论建构，而追源溯流的工作更不可免。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晚清王妙如便是一个需加注意的名字。她的《女狱花》深受西学和宗教的影响：一方面强化了“天赋人权”中的女性地位；一方面借助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同尊男女。王妙如无意以此拯救民族与国家，她的思想大体立足于女性的本能。而女权的种种意义，其实也正是建立在这种本能之上。马勤勤抉发的这一个案，其意义也当从这个方向去认知。

▲《女狱花》（1904）和扉页上的作者王妙如像

一部中国历史，大致可以用风云变幻来形容，朝代更替是一方面，统一与分裂是另一方面。而每一朝代，几乎都需要面对如何守护大一统国家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才是所谓的“天下”观念。不过在大一统的观念之下，也颇夹杂有地域性的价值认同，当然此二者的轻重还是悬殊的。但无论怎样悬殊，两种观念的共存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现象。饶宗颐曾有《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揭示了国家正统观念之形成与流变。但如何在正统论与国家认同之间寻求平衡，其实也是不可忽略的问题。林岗以此为契机探讨了古代中国这种既共生共存又彼此对立甚至撕裂的关系。看来，国家认同从观念到现实，确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庄子》一书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思绪的“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更在于其中夹杂着不可言喻的二律背反之处，矛盾中透着和谐，和谐中显露着矛盾的端倪。如果没有以“整本书阅读”为基础，则欲解析深隐其中的思想与行为的纠葛，而一归于清朗之思，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以“无待”的情怀逍遥于世，这是被广泛接受的庄子；然而，处“人间世”之中，绝对的“无待”未免有蹈空之处。如此，在《庄子》一书中，“有待”的故事其实也果然并非个别。如“庄周贷粟”便可作为“有待”与“无待”关系的典型案例来看待。出世与入世，其实在庄子那里几乎是并置的，也许入世之事并无妨于出世之心。杨勇新论“庄周贷粟”故事，其结论也大致在这个地方了。

▲国家图书馆藏宋刊《南华真经》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被玄置的“道”，从理念上虽然有渺然不见踪影之感，但“道”不仅影响到人类的生命精神，也浸润到具体的生活方式，故“道”也如影随形在人类身边。就对儒学的创造性阐释而言，朱熹堪称是一座里程碑。作为一种礼仪实践，他的“祝告先圣”，也同时具有解析儒者生命精神的文本意义。先圣是作为原点的神圣，祝告则是追求当下自身与先圣的神妙遇合，并由此实现自身生命的超越和转化。就具体的行为而言，祝告包涵祭祀与祈祷，二者不仅寻求彼此的感通，而且藉以安顿自身之精神。朱熹的“祝告先圣”的结构意义与深层内涵确实具有突出的思想意义。张清江从诠释学角度阐释“祝告先圣”，颇启人心智。

“阳明学”作为当代的显学，已经渗透到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各个方面。令人恍然有“开口不谈王阳明，纵读诗书亦枉然”之感。实际上，不遑说阳明学的理论建构本身宏阔精深，即其源流也叠有波澜。这意味着，没有以深研阳明学作为基础，则万口所传，也不过是阳明学的一点表象而已，或者说滔滔不绝之处，适以形其浅陋而已。王阳明去世后，从中晚明到清代前期，阳明学派内部便开始了思想分流：气学与礼法之学。两者虽密切相关，却也各有旨趣。虽依然关注心与物的关系问题，但对这一关系之重点的理解却有差异。当然，理论的发展，大体也遵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则，明末清初刘宗周、黄宗羲的思想贡献当在这一原则内去认知。陈畅紧扣格物与礼法二者的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谈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既追源溯流，又抉发新知。

▲（明）蔡世新绘《阳明先生小像》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引起当代管理学研究的深刻关注。而案例则为相关的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本期推出关于科达制造的案例，试图重构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经验研究。作者在长期调研的基础上，从情景、动因、路径和效果诸方面，对科达制造的实践过程进行了案例分析，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升级显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关于杉杉集团的案例研究，则立足于新兴经济体企业的转型升级，探索重构全球价值链何以可能并臻于高境。

南国七月，暑气逼人。在高温中品读诸文，却心安气静。盖理论之静气与幽深，令人心静自凉。因成七绝一首，略抒感喟。录如下：

森森苍木有深情，小屋无声立似笙；

未见炊烟平直起，养生长是在清明。

　　本期含“名家特稿”“现象学研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企业并购重组”等专栏，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17篇。

壬寅中秋前偶读辛弃疾“天问”体《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数句，深为其极符科学的神奇想象而惊讶，王观堂因其与科学家“密合”而称其“神悟”，王评也堪称神评。但煞拍“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一句则常被隐没在此词的科学精神之外，而细思其词，恐此前种种情感之落脚点正在此处。大宋王朝虽曾一度强盛如满月，但何以今日南北分裂“渐渐如钩”？就好像陈亮唱和辛弃疾词“算世间哪有平分月”云云，这才是词人心中真正的“天问”。辛弃疾词的象征意象和灵境往往蕴含在这些地方。陶文鹏精研唐宋诗词数十年，尤其致力于诗词艺术之探究，乃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文学之典范。本期推出其《论辛弃疾词的象征意象和灵境》一文，乃是对辛弃疾比兴象征词所作的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文章涉及艺术方法、象征灵境等，而终究落在抗金救国之壮志以及壮志未酬之悲愤上，兼有细腻与深刻二者。

▲《稼轩公画像》（江西省铅山县西山辛姓族藏）

古琴是中国古代最为抒情的乐器之一，盖其声幽怨清远，入人深微而有不可形容者。元明两代琴曲承南宋之绪，以浙江之“浙操”、江西之“江操”最为驰名，元初因其作者多为南宋遗民，这一群体雅擅琴曲并切合易代之情，予以旧曲新演，以其传达低徊婉转之孤独失意情感，而被新朝斥为“亡国之音”“衰世之音”。明初编订的《神奇秘谱》等琴谱，便是这一脉琴曲的总结性文献。曹家齐《弦音惓惓：南宋遗民情怀与元明浙操江操琴曲》对此作了细致入微的辨析和源流梳理，乃是一篇兼有历史、文学与艺术特性的大文。

与曹家齐关注南宋遗民的话题相似，陈斐《〈天地间集〉：赵宋遗民的另一部“心史”》一文的关键词也是“赵宋遗民”，只是研究对象由元明琴曲而转变为谢翱编的《天地间集》，从诗歌的角度探索宋元易代之际遗民身份的认同以及相关的心史。朝代更替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激烈时期，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也存在多元选择的空间。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陈寅恪此语虽是针对元稹悼亡诗而发，却不啻为易代之际士人心态的恰切描述。衡诸历史，“贤不肖拙巧之分别”乃是一种客观现实，只是贤者拙者不一定“终于消灭而后已”，而是以多种形态继续生存在天地之间。曹、陈二文关于元明琴曲和《天地间集》的分析研究，就都是未曾消灭的遗民之思的体现。陈斐此文虽然分析的核心对象是《天地间集》，但其实是其从遗民角度展现如何以心史映射诗史，如何寻绎文本隐喻与情感指向之间的平衡点所做出的理论思考。

▲《天地间集》书影

清代文派，阳湖与桐城二派堪称双水并流，而桐城派影响更为深远，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方才渐渐消逝。而作为文学史上的桐城文派，则依旧以清代文学的经典篇章而令人时时回味。桐城古文以考据、义理、文章三者，相当全面地贴合古文的要义而树立起自己的地位。相形之下，阳湖不仅以古文驰名，其地词学、经学也并有时誉，如此考察阳湖与桐城二地，其视野的大小自然不同。按当今文学史的叙述，阳湖文派时或以桐城支流的面目出现，原因是阳湖古文虽有规模而乏地域文学流派的理论要素。但追溯其源流，实类似星点分散的带有家族性的地域流派。文学史家多少有点截断源流，而以其后期阳湖文人与桐城文人的关系来作为界定二派关系的基础。这是片段的关系，而非两派的原初面目。唐可对此的分析，大率遵循了“了解之同情”的原则。

了解中国历史制度的人，大抵皆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皇帝是一朝政策的最终决定者。用文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皇帝才是一锤定音者。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远非简单如此，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太多特殊的情况需要分别对待。南宋偏安一隅，宋宁宗理政能力的低下，必然带来朝堂权力的松弛和相府权力的扩大，御前决策的重要性既然降低，因之自然带来都堂和相府重要性的增强。宋理宗时期史弥远专权的实现，也就是权相政治，就有着如上的背景。不过凡事皆利弊互参，一旦面临新的情况，权相政治也就随时容易垮塌。韩冠群考察史弥远主政时代的中枢政治运作过程，即为古代国家机器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相当鲜明的个案。

滋生于欧洲哲学传统的现象学，在当代中国依然呈现出显学的姿态。这也印证了一种建基于普泛性认知的理论，其生命力果然是强盛的。本期推出《胡塞尔与实在论—观念论之争》《超越实在论与观念论—胡塞尔超越论的观念论新探》《人性与方法——胡塞尔论伦理生活》三文，既有对胡塞尔基本理论的辨析，也深度介入到相关学术史的讨论之中。胡塞尔把自己的哲学定位为“超越论的观念论”，这自然会引起当代实在论者的反驳和批评。超越论是否超越本身？这是一个弹性较大的论证空间，而这一旦成为问题，胡塞尔便只能成为问题的一方，这使得他与另一方的争论难以停息。这其实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哲学状态。换言之，稍经交锋便平息争论的哲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令人怀疑的。

▲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

作为世界文学经典，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已然传播世界。但“战争与和平”这一话题，远非文学可以表现殆尽。历史学家关注作为历史现象的战争与和平，哲学家关注战争与和平内在的哲学机制。一个话题纵横在文史哲三界，也足见其特殊的情感魅力和思想魅力。读《左传》的人，往往感叹何以古代战争如此频繁，而和平如此稀少。而研究上古史的人则认为和平的世界缺少波澜，史家难以措手，一展其才胆识力；而战争的世界风云诡谲，才是史家驰骋才华的地方。这大概是古代史书多写战争的原因所在。与历史学家基于历史史实的分析不同，哲学家各依据其理论，也能导向对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基本的社会生存方式的推断。康德哲学崇尚纯粹之理性，而以理性为底蕴构建的普遍法则的公民社会，最终必然走向永久和平。尼采则庶几反之，他认为权力意志必然导致战争。老子好像是上天派来协调他们的，老子的“道法自然”与“为而不争”等说，则将战争与和平调和为一种自然而生的状态，所有“必然”的导向也就因此失去了意义。杨玉昌比较康德、尼采、老子三人关于和平与战争张力问题的讨论，也因此读来别有趣味。

本期李善民主持的专栏“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研究：企业并购重组”，乃是当下经济学界需要直面的问题。三篇文章各有侧重，从宏观、中观到微观都做了创新性研究，相信能推动中国情境下的并购重组理论创新，助力新时代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此编后记开撰于中秋之前，因为被辛弃疾《木兰花慢》一词的科学精神与隐喻联想所吸引，居然在写编后记的间歇，草写一诗，以迎接中国最为抒情的节日：中秋。录诗如下：

如弦似镜两平常，海底周旋海上扬。

若得人生随性处，闲看冷月伴秋霜。

我依然以一首粗陋的小诗结束这篇编后记。

本期含“名家特稿”“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欧亚文化研究”“打造新时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专题专栏，相关专题专栏导语之外，刊文凡19篇。

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民歌，其地位和价值虽有尊卑与高下的变化，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歌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还是相当强势的。所以以民歌或半民歌的方式作为传播手段，也就成为一种古代文人比较自觉的选择。汉乐府名篇《陌上桑》便堪称这一方面的典型。作为美丽、智慧、忠诚的采桑女子的形象代表，秦罗敷承载了民歌诸如身份、职业、题材等的若干重要因素，由此而深入中国人的记忆深处。但一如称《云谣集杂曲子》为民间词集而带来阅读上的诸多困惑一样，若秦罗敷其实也是融合了多种身份的一个复合体。采桑似乎并不构成秦罗敷的主体身份与生活来源，“罗敷喜采桑”，这个“喜”字已经委婉写出秦罗敷采桑的娱乐和消遣意义。而且“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又岂是农村女子的日常妆扮？而行者、少年、耕者、锄者的反应，也足以见出秦罗敷的出场因为带有偶然性，才能一时惊艳如此，近乎扰乱了社会秩序。故而关于《陌上桑》的诗歌的定位在民歌的基础上，也颇有如游国恩等提出不同见解者。赵敏俐此前就发表过关于此诗的专题文章，本文则从汉代“流行艺术”的生成，进一步探讨其娱乐和表演等特征，推进了相关学术史的发展。

▲水墨作品《罗敷采桑》（作者：陈谋）

作家都有自己的籍贯，或有流寓之地、临居之所，而创作无论如何“心游万仞”“精鹜八极”，也终归要落于一定的地域，这是地理学能够介入文学研究的背景之一。但这种背景实在是有着强与弱的不同，强者固可以不论，弱者则也近乎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所以，以地理学的视角介入文学研究注定是有层级、有限度的，如果因此而过于放大地理的影响力，也是不客观的。只有精准地把握好文学与地理关系的“度”，才能使相关问题的解决更为到位而彻底；一旦过犹不及，则容易遮蔽了文学的自身意义。换言之，要考察作家作品的文学地理意义，必须有充足的地理文献支持、明晰对应的历史文化对勘与独特地域性感情的加持，只有此三者能深度而自然地结合，才能彰显作家作品的深层意义和特殊价值，否则就流于地理与文学的简单叠加而已。王兆鹏、肖鹏深得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理念、方法与路径，他们近年围绕若干诗词经典联袂做了不少有深度的现场勘查，同时紧密关联带有地域特性的历史掌故与创作传统，因此他们的考论结果往往能一新世人耳目，他们的研究也因此在诗词研究上带有一定的范式意义。本期刊发他们考论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一文，便是在这一理念之下的最新成果。

▲《稼轩长短句》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本书影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专栏在本刊刊出多年，影响日甚。但冷门绝学，每推进一点也委实不易，这大概是其之所以“冷”“绝”的原因所在。本期刊出关于商周“作册”、岳麓书院藏秦简以及周家寨汉简日书《五龙》的三篇研究文章，或源流梳理，或文字考订，或理论分析，各擅胜场，值得关注。

现今的珠江三角洲，大致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空间重合，是世界级的经济文化建设湾区，也是现代文明的集中发力区和展示区。但是往前追溯一百多年，珠三角的工商业此时得以长足发展，政治变革也一度在此风起云涌，这都是明面上可以清晰观察到和深刻感受到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引领全国的格局和气度。但暗地里的珠三角却也延续着盗匪横行、地方武装势力对基层社会恣意妄为的行为。作为盗匪的主要组织形式，“堂口”一度在珠三角林立，盘踞一方，也称霸一方，实际上正是当时不稳定的政治社会为他们的非法地域势力提供了空间。本期刊发何文平梳理清末民初珠三角的堂口的分布、源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势力情况，可见百年之前曾经留下的历史痕迹。历史的物理印记或许会被雨打风吹去，但氤氲在历史深处的记忆却是不可磨灭的，历史总是在记忆中复活，在复活中再成为历史。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有循环的历史才是富有生命力的。

▲清代珠江三角洲城市分布图

宋明理学的阐释空间虽然有大致的维度，却难以直达边际，这种恍惚有尽头却又行走无尽时的状态，可能正是理学的魅力之一。王阳明近年很热，热到仿佛有一点逢人不谈王阳明、纵读诗书也枉然的感觉。其实如果王阳明真的人人似乎触手可及，甚至稍翻卷页，便敢信口开讲，那大家遇到的很可能是假的王阳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哲思的浩瀚从来是需要专业来摆渡的，岂有缺乏哲学根底而能直截本源的。这种极高的悬格倒不一定是出于哲学的傲慢，而是哲学的底蕴以及在阐发、接受中意义的丰富与流失，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换言之，哲学上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带有极大的普遍性。王阳明思想的变与不变，就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尤其是在传承中形成的与王阳明思想的离合之处，就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了。但无论怎样的纷乱，走向本质的努力总是需要坚持的。王阳明心目中的“至善”就是无善无恶，消除了善与恶的现实界限，而以本性的至善来一统善恶，就成为方以智思想的新境，当然这一新境也部分地承传了朱熹与胡宏的思想。廖璨璨将方以智与晚明无善无恶说作了历史的梳理，并以更富有学理性的认知串联起从王阳明到方以智的思想脉络。

▲王阳明像（1472—1529）

“亚欧文化研究”专栏在本刊设立三年以来，发表了一批中外学者关于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文章，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研究格局。这大概也是综合性大学学报开设的第一个这方面的专栏，形成相关的学术合力则是本刊的初心所在。数字人文研究近年在国内似有风起云涌之势，虽然“数字”与“人文”在传统的观念里似乎不无相隔之处，但作为新时代人文研究的新范式，“数字人文”还是多少让人充满了期待。郝岚结合谱系与文学、发生学与新谱系学三种人文研究方法，对当代数字人文研究范式作了一定的批判性思考。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在创办之初也曾经历过普及一般性学术还是研究高深学问之争，当然，最终在王国维等人的坚持下，高深学问成为国学研究院的发展方向。知识与学问当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叶隽以严复、辜鸿铭、王国维与陈寅恪为对象寻绎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及其制度依托，在反思民国学术的过程中，展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若干复杂面相，其视野和眼界带来了不少新人耳目的地方。

本期推出的“打造新时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专题，讨论的核心是人类学视野下的全球健康治理。在持续了三年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背景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实已经充分呈现在眼前，构建这一共同体的紧迫性也充分显露。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不只是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巨大威胁，还包括对经济与文化等全球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本专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中国经验和行动视角。

推荐阅读

审核发布

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

关于我们